伟人背后的女人：毛泽东与贺子珍(组图)
面对秋收暴动失败局面，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 。
当贺子珍等人正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为传播新思想，领导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任主编。1919年7月
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创刊宣言》。毛泽东，湖南湘潭韶山人，生于1893年，比贺子珍大16岁，在家中为长子。从小就喜欢读《水浒》、《三国演义》、《华盛顿传》等书，是一个具有叛逆和造反精神的湖南人。1919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他亲手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气势磅礴，被时人传为奇文，争相传阅。随后，他组建了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建党后，他为中共湘区领导人，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影响巨大。国共合作后，他参加了国民党一大，随后到国民党上海党部工作。后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旋即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革命高潮中，他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颇有贡献，所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虽然受到当时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冷落，但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关注，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他受中央委派，到湘赣边界发动和组织秋收暴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他回到湖南，告别妻子儿女，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先胜后败，毛泽东指挥部队在文家市会师，然后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到落后的农村去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毛泽东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和谢梅香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很高兴，大家兴奋地议论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她努力镇静自己，思考怎样更好地对付敌人。她看看云梯上的敌人还只爬了一半，上半截梯子还是空的，心想，如果等敌人爬满了梯子再动手，不是可以一次消灭更多的敌人吗?她决定再等一等。站在旁边的贺敏学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她的做法。这更增加了贺子珍的信心。她紧握着枪，在城墙后面严密地监视敌人。
敌人乱喊着，继续往上爬。眼看着他们罪恶的爪子快要爬到城楼顶了，贺子珍猛地喊了一声：“打!”赤卫队员们马上跳起来，有的使劲往外掀云梯，有的举起梭镖直刺刚冒出城墙垛的敌人的脑袋。有几架云梯比较短，离城墙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只听得城外一片鬼哭狼嚎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梯上的敌人被抛在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下，许多人当场摔死，不死的也跌成重伤。敌人第一次攻城失败了。
敌人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把云梯重新驾起来，一面向城上打枪掩护，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她最近的一架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敌人，手里拿着枪，正逼着敌军往梯上爬。她举起枪．对着这家伙的脑袋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下了。敌军看到他们的一个头目被打死，一阵慌乱，有人连忙从梯子上退了下来。
正在这时，另一个敌军的小头目跑过来，重新逼迫敌兵往上爬。贺子珍愤怒地举枪瞄准，一扣扳机，这个敌人又倒下了。
当赤卫队员第二次把云梯掀倒时，南乡的农民自卫军点起了土炮，朝敌人密集的地方放。儿童团员也点响了空铁桶里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土炮的声威。 一时间，敌人弄不清赤卫队使的是什么武器，阵脚一下子乱了。他们攻城不下，忽然又听到营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猜出是老窝遭到袭击，于是无心再战，赶忙下令分东西两路撤退。
贺子珍一看敌人要溜，立即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踏着敌人丢得满地的死尸，追击敌人。队员们的梭镖全派上了用场，向逃跑的敌人背后猛扎过去．有的队员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溃逃的敌人在半路上又遇到了埋伏的自卫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共消灭100多名敌人，缴获了一百多枝枪。
战斗结束后，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
在完成了任务后，贺子珍和战友们回到井冈山。毛泽东看到他们胜利归来，很高兴，亲切地对贺子珍说：
“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一个小姐，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听了毛泽东的话，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心里却想了很多。原来她觉得，自己入了党，上了山，吃了那么多苦，做了那么多工作，已经很革命了，早就不再是学生、小姐了。今天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她恍然悟到，在有的同志眼里，她的学生味、小姐味还没有脱净，可能有时候还表现得相当浓厚。
她深深感激毛泽东的提醒，暗下决心，从今以后，要更加注意锻炼自己。
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援红军，贺子珍组织妇女和青年，开展了慰劳红军的活动。他们挑着一担担乡亲们凑集起来的粮食、蔬菜和猪肉，来到红军的营地，送给红军战士。
她和大家还发动永新的妇女，为红军缝制军鞋、洗衣服。慰劳红军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在胜利的欢乐中，贺子珍在永新县委和地方武装的大力配合下，找到那个告密的叛徒，在安葬那两位战友的山坡上把他枪决了。
永新解放不久，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带着队伍到西乡和北乡，筹粮筹款。贺子珍了解永新一带的情况，当了毛泽东的助手。在工作中，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触的机会。
贺子珍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
讲到这里，毛泽东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是死是活也搞不清。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
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了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倾谈了很久很多，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相印在一起了。
此后，贺子珍跟着毛泽东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问、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的脚印。
稻子已经熟了，田野一片金黄。这是塘边人民分得土地后的第一个收成年，乡亲们喜气洋洋。
在开镰前夕，毛泽东向红军战士发出支援夏收的号令。红军从干部到战士，每天清早四点就下田，一直割到晚上七八点钟。
贺子珍闻毛泽东也参加了割稻子的劳动。她是城里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毛泽东却是作田的好把式，割起稻子来干净利落，连种田的里手也不由得点头称赞。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不会割，就笑着走过来，教她怎样捉镰，怎样割稻。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提议大家进行比赛，看谁割得快。贺子珍初学，明知不是大家的对手，也积极参加了。比赛结果，贺子珍被落在大伙后面。可她并不气馁，坚持把分给自己的地垅割完。
在塘边村工作的那些日子里，贺子珍和毛泽东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帮助房东老婆婆做家务活。老婆婆的媳妇要下田劳动，带孙子、做饭的事把老婆婆忙得不可开交。
毛泽东每天早上起来，总要为老婆婆挑满缸里的水，然后帮她打扫院子。贺子珍便帮助老婆婆抱孙子，或去烧火做饭。他们相处得像一家人。
直到今天，塘边村的老人们忘不了当年毛委员同贺子珍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景。他们会指着泉水窝上一口清澈照人的泉水井告诉你：这是毛委员看到这里杂草丛生，泉水浑浊，便带着红军战士挖成这口井，让乡亲们喝到清甜的泉水。当年挖井的时候，贺子珍也参加了劳动。他们还会指点着村后那条石基路，对你说，毛委员住在塘边的时候，看到这里没有通路，每天耕牛回村，常到庄稼地里乱踩，于是建议军民一起动手，修了这条路。修路的时候，贺子珍满头大汗地挑过石头……
毛泽东是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成为他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闲暇时间，就拿书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
毛泽东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进过湖南第一师范，又在图书馆里读过不少书，根底很深，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他大多能背上来。他特别爱好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最喜欢《红楼梦》、《水浒》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由于毛泽东喜欢书，所以每次红军打开一个县城，他都要嘱咐战士们除了收集报纸外，还要设法收集一批书。他从中挑出一部分有用的，带在身边。贺子珍保管的两个文件箱里，经常装着一批他爱看的书。
他以文会友，闲时爱同人谈诗论文。在井冈山，朱德、陈毅既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诗友。他们谈论起喜欢的作品来，一坐几个钟头都不觉长。平时寡言少语的毛泽东，这时变得谈笑风生，兴致盎然。
井冈山冬天的夜晚是寒冷而漫长的。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一听，认真起来，反驳她说：
“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夫妻俩就这样谈着，争论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接着是两个人的笑声。不知不觉，东方露出曙光，迎来了新的一天。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娱乐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舞会，也免不了去客人们的住处看看、聊聊。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激烈反对。
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使之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
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
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们，对这些女英雄们不会构成婚姻的多大的威胁。然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了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从长征走过来的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已开始不安分守己了，开始在蠢蠢欲动，必须想方设法制止这种不规矩的行为。
毛泽东开始虽不跳舞，但也经常光顾舞场，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较多一些的接触。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两人都眉开眼笑。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
这时，窑洞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一下愣住了，屋子里显出了极为尴尬的局面。吴光伟也不知所措。
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打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见状，为自己的翻译吴光伟打起抱不平来，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贺子珍1937年在延安。此时，站在门口的那位警卫员听到屋子里有吵架声，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这位外国人当着毛泽东的面要打贺子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子珍，这样的话，他应该去拉住两只要打人的手，不料，他却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让贺子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帮了个倒忙。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黑了一圈，肿了起来。
正当史沫特莱要挥出第二次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
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
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感到很委屈和气愤。委屈的是自己被挨打，愤怒的是自己没得到安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负气出走，接着，吴光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贺子珍负气出走，毛泽东极力挽留：“我现在的情况，同在江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然而，贺子珍终于离国赴苏去了，这给她和毛泽东的感情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十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对此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那几天，孩子已经不大好了，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他送到婴儿室去了，没想到竟耽误了治疗。
她流着擦不干的眼泪，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公墓，埋葬了。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当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
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她之所以生气、委屈，坚持要走，并不是因为对毛泽东丧失了感情，而正是自己对他强烈的爱的表现。
爱情是自私的，是排他的。在革命根据地，在延安，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达官贵人一样，同时拥有两个妻子。既然江青利用了贺子珍不在的空缺，插了进来，既然毛泽东已接受江青，那么贺子珍已永远失去毛泽东!
贺子珍离开延安时，除了随身衣物，什么都没有带，却把那条标志他们爱情生活的红毯带来了。如今，看着这条烧坏过，又织补起来的旧毛毯，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贺子珍此时的心好痛啊，如同刀割一般。
然而，世界上却没有后悔药可吃。
在苏联同她一起学习的同志，在知道贺子珍的不幸后，纷纷来安慰她。
贺子珍对此很感激，她表面上总是很平静地说：“这件事不怨他，要怨我。我祝他幸福。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过自己生活。”
从外面上看，贺子珍长得是一副柔弱的身材，但在柔弱的身躯内，跳动的却是一颗刚强的心。
接连遭遇不幸，她并没有被生活打倒，而是顽强地生活着。
她失去了家，失去了爱情，但觉得还有革命的事业，还有自己追求的革命理想，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她对自己说：“共产党员活着是为了干革命，生活问题是次要的。我要学习得更好，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当然，从贺子珍本人来说，虽然不可能再与毛泽东复婚，但与毛泽东始终彼此深深地相爱着，两人的感情是藕断丝连。是听从战友的劝告改嫁，还是独自一生，她心里举棋不定，矛盾重重。所以，她才去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想到，女儿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作为毛泽东来说，有了江青，就不可能与贺子珍破镜重圆。但他对江青也不满意，他对贺子珍仍有感情，因为是贺子珍陪他一起度过了在井冈山、瑞金和长征那段艰难的岁月。这段革命历程和他与贺子珍的夫妻生活，也让他刻骨铭心。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迁到沈阳。
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妹妹贺怡重逢了。贺怡是来东北疗养的。
贺怡比贺子珍小两岁，两人一起参加革命。两个虽是同胞姐妹，但长相和性格迥异。
李立英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后，回去了。分别时，贺子珍把回国后李富春送给她的一只金戒指送给了李立英。
李立英被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感到贺子珍完全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是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人，而是一位很正常的、温柔热情和心胸宽阔的女人。
贺子珍在哈尔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子得到了恢复。过去因贫血而显得苍白的脸也开始红润起来，显出一种成熟少妇特有的美感和风韵。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战友们为了排解她的寂寞，常常拉她去参加周末的舞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周末举办交谊舞会的风气，此时在哈尔滨仍保留着。请贺子珍跳舞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夸她舞步轻盈，舞姿优美。
贺子珍是在苏联学会跳舞的。那时她为了从极度的烦恼中解脱出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特地上理发店烫了头发，还向会跳舞的战友们学习跳舞。
贺子珍虽然喜欢跳舞，但并没入迷。在哈尔滨每参加一次舞会回来，她的脸庞红红的，充满了欢乐，眼睛里原来弥漫的忧郁神色，似乎消失了。
有一次从舞场里回到家，屋里只有贺子珍与女儿娇娇，贺子珍把娇娇叫到跟前，说：“娇娇，我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
娇娇听到妈妈这一问，突然大哭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
贺子珍吃了一惊。原来很多老战友都劝她物色一个新的伴侣，使后半生能有一个美满的家。贺子珍听了战友的劝说，也心动了。但现在看到女儿娇娇这样反对，也只好作罢。她伏在桌子上，失声地痛哭起来。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过再婚之事。虽然战友们仍然不时劝她，但她都是拒绝。
她终于获准去探视女儿了。她以为这是因为娇娇的病情有了转机，兴冲冲地去了。不料，医生告诉她，娇娇已无法救治了，她已经挪出了儿童病房，推到太平间的副室，这里都是临危的病人，只等一断气，就推到太平间去。
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凉透了。她一下子跪倒在医生的跟前，拉着医生的手，苦苦地哀求说，请他一定要设法救救娇娇。
医生耸耸肩，摆摆手，表示一切已无能为力了。
贺子珍这时明白，哀求不会有什么结果。她急忙来到病危室，去看娇娇。只见她双目紧闭，奄奄一息的样子。
此时，贺子珍不再哭泣，突然涌起一股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我要自己救活她，我一定能够救活她。娇娇是不会死的。
她转身又来到医生的身旁，对医生说：
“你不能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她赶快回到家，拿出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买了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然后回到医院。她来到太平间的外室，坐在娇娇的床头，喂她吃一瓶带糖的牛奶。在那饥荒的岁月，这就是最珍贵的营养品了。可是娇娇人事不省，牙关紧咬，一滴水都喂不进去。贺子珍细心地把小匙一点一点插进娇娇的嘴里，慢慢往上抬，把娇娇的牙齿撬开，终于将这瓶牛奶喂进娇娇的嘴里。
为了让娇娇天天能吃到牛奶，贺子珍到处奔跑，想尽了办法。牛奶是毫无办法弄到了，但羊奶还有希望。贺子珍用自己家的东西从邻居一个俄罗斯老太太那里换得每日一小瓶羊奶的供应。贺子珍就是靠每日一小瓶羊奶，救娇娇的命。
在贺子珍的精心护理下，女儿娇娇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贺子珍为此心里感到欣慰，自己给女儿捡了一条命。
但是，一场新的厄运就要降临到贺子珍身上。
娇娇虽然保住了命，但身体仍然很虚弱，吃点东西就要吐，每次只能吃很少一点。贺子珍就不辞辛苦，一天给她做六七顿饭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是个苏联女人，她见娇娇已经能够下床，就要她回到儿童院去，过集体生活。
这个女院长还要贺子珍马上恢复工作，说她为了照顾女儿，已经很久不干活了。贺子珍心里很清楚，女儿身体还不好，就想留她在家多住一个时期，等完全好了再回去，没有同意院长的意见。
谁知院长竟然大发雷霆，指着贺子珍的鼻子骂了起来，话说得很难听。贺子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斥责和侮辱，也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这样吵过架，这回她忍不住了，也发起火来。双方争吵得脸红脖子粗。
贺子珍同院长的关系原来就处得不大好。自从把娇娇接回家养病后，她们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现在一吵架，关系就更坏了。最后，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
“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屋里，捉住贺子珍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
很多年以后，提起在精神病院两年多的生活，贺子珍仍然感到极为恐怖，眼睛里充满愤怒，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李敏看到爸爸病成这个样子，眼泪又要流下来了，她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带着微弱的声音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毛泽东神智十分清醒，他仍然习惯地称呼李敏的小名娇娇。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 毛泽东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慈祥和怜爱。
李敏此时无法向爸爸道出个中缘由。但她觉得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爱，享受到天伦之乐。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了? ”
“39岁了。”
“不，你今年38。”
毛泽东身患重病，还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女儿的年龄，这使李敏被爸爸对自己的关爱所感动。她的眼泪又一次涌上了眼眶。
接着，毛泽东艰难地打起了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毛泽东的声音很轻，李敏听不清。她用眼睛询问站在旁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张玉凤摇了摇头，表示她也没有听清楚。
李敏当时猜想，可能爸爸是问孔令华的情况，但又吃不准，于是没有回答。
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便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拉着李敏的手也松弛下来。李敏知道爸爸累了，于是轻轻地退了出来。
这是李敏生前同爸爸的最后一次会见。她一直猜不出、想不透爸爸最后的一个手势，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她心中很长一段时期是个谜。
直到多年以后，有一次同一个挚友谈起这个往事时，这个朋友若有所思地猜道：
“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个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原来的名字桂圆的圆字呢?”
李敏听了，觉得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时，她开始后悔起来，她未能理解爸爸的良
苦用心，没能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否则，她会在爸爸临终的时候，在他耳朵边说上这样一句话。让他魂牵梦萦的她的妈妈贺子珍，最近身体健康。她一定会尽女儿的责任，照顾好妈妈。
没过几天，中办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让她去看爸爸。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中南海。她以为是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病逝的爸爸，输氧的罩子也已经撤掉了。见此情形，李敏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周围的人告诉她，毛泽东是0时10分与世长辞的。
全国人民沉浸在失去领袖的哀痛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设灵，祭奠毛泽东。